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之一：普陀宗乘之廟，又稱“小布達拉宮”。

1994年夏，筆者在拉薩偶見三張清代嘉慶皇帝《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御筆手稿原件。三張手稿尺45cm×60cm,質地為黑色絲帛，內(nèi)容文字用金粉楷書，字跡工整流暢。文體為紀事長詩，極為詳細地闡述了承德普陀寺的宗乘，修建普陀寺的宗教及政治意義，重申為根除活佛轉世制度被政治利用的弊端，乾隆皇帝創(chuàng)立的達賴、班禪轉世金瓶掣簽制度的必要性；回顧了格魯派（黃教）與清朝政府的淵源；敘述了八世達賴的圓寂及轉世靈童尋訪情況和為何欽準九世達賴轉世靈童免去金瓶掣簽。從手稿質地、內(nèi)容格式來看，此文稿的確出自宮廷，確系嘉慶御筆無疑，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

十余載來，筆者遍查《清實錄》等歷史資料，均未見到有關此文的詳細記載，即使偶有文獻提及，也是似有忌諱一筆帶過，唯在《拉薩文物》一書中查得一篇題為《御制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碑》錄有《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全文的介紹文章。

經(jīng)考證，《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是嘉慶皇帝在嘉慶十三年（1808年）秋在承德避暑山莊北山的普陀宗乘之廟瞻禮后有感而發(fā)的即興之作；“碑”是當時新任駐藏大臣文弼奉旨建立。如此重要紀事，為何編修《清實錄》的官吏避諱莫深，將其列入密檔？他們竭力想掩飾些什么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還得從回顧歷史說起。眾所周知，“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所特有的宗教傳承制度，它是西藏僧侶集團為了解決自己宗教首領的傳承人和財產(chǎn)的繼承權而以法統(tǒng)關系建立起來的一種宗教傳承制度。公元8世紀末葉，佛教傳入藏區(qū)以后，由于對釋教教義的理解不同，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宗派，這些宗派為了使自己的教法橫向傳播，在各地建寺立宗、廣收門徒。而為了使之縱向發(fā)展，才有了作為寺院最高主宰的轉世活佛。所謂活佛轉世，即是與佛無別的喇嘛的再生與變化身，本質上講，就是延續(xù)前世喇嘛之精神，復接其職的一種接班方式。是藏傳佛教在其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為維護自身利益和生存需要的必然產(chǎn)物。其理論根據(jù)是大乘佛教心性本凈、三世輪回、普渡眾生、大慈大悲等最基本思想。最初被確認為活佛的人大多是各教派創(chuàng)始人以及那些對寺廟建設和弘揚佛法有特殊貢獻的大德高僧。

《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御筆手稿原件。

活佛轉世制度始于噶舉派的噶瑪支系噶瑪讓雄多吉時期（1284年～1339年），時元朝國師噶瑪拔希臨終時接受弟子烏堅巴等人的請求，表示乘愿再來，并預示了轉世的地點。噶瑪拔希去世一年后在預示的地點的一戶人家出生了一個男孩，這個男孩5歲時自稱是噶瑪巴，經(jīng)過烏堅巴等人考察確認為噶瑪拔希的轉世靈童。這就是西藏第一個轉世喇嘛。

活佛轉世制度一經(jīng)創(chuàng)立，其他各教派紛紛效仿，在一定程度促進了藏傳佛教的發(fā)展。當時，西藏地方政治局勢動蕩不定，以信奉噶瑪噶舉派的藏巴汗地方政權與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格魯派（黃教）寺院集團長期為敵。這些派系不同的世俗和精神的統(tǒng)治者們，為爭取外援，排除異己，鞏固既得權勢，紛紛競相向即將取代明朝的清朝聯(lián)系、靠攏。幾乎和清朝派人去西藏的同時，西藏地方派出的以伊拉古克三和戴青綽爾濟為首的通好人員，帶著五世達賴、四世班禪和武力支持黃教的蒙古和碩特部領袖固始汗的信件，于1642年（崇德七年）到達盛京（沈陽），受到皇太極的隆重接待。

1644年清朝建都北京后，繼續(xù)實行“興黃教”撫綏蒙藏人民的政策。在順治十年（1653年）冊封固始汗 “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 為西藏地方的最高政治首領，統(tǒng)領西藏地方政務；封達賴為“領天下釋教”的最高宗教領袖，統(tǒng)領西藏地方教務。達賴喇嘛自受清朝政府冊封后，相應地提高了其在宗教、政治上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1656年固始汗死，諸子爭位，和碩特部勢力漸衰，西藏地方政權逐漸被格魯派所掌握。

為壟斷西藏的統(tǒng)治地位，達賴、班禪等家族姻婭，依附攀連，沆瀣一氣。如：六世班禪與仲巴呼圖克圖羅桑金巴和噶瑪噶舉派的沙瑪爾巴（紅帽）第十世活佛卻朱嘉錯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噶舉派的女活佛多吉帕姆也是他們的同母異父的姊妹，他們的外祖家是拉達克土王；八世達賴喇嘛絳貝嘉措是六世班禪在后藏同他有親戚關系的一大戶人家內(nèi)選定；六世班禪圓寂，八世達賴即從自已的叔伯家選出七世班禪丹貝尼瑪，而八世達賴的一個侄子，又是喀爾喀蒙古最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不僅如此，噶瑪噶舉紅帽系十世活佛沙瑪爾巴之侄女，與達賴、班禪兩家族都締結了姻親。其子且被指認為洛森巴欽波活佛的轉世。《清實錄》載：“查藏內(nèi)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呼畢勒罕示寂后，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伊體，指明呼畢勒罕所在。乃拉穆吹忠往往受囑，任意妄指，以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親族姻婭，遞相傳襲，總出一家，與蒙古世職無異?！?/p>

1780年7月六世班禪至熱河朝謁乾隆皇帝，同年9月至京，10月出痘感染時疫，不幸于11月圓寂。1781年2月，乾隆派遣理藩院尚書傅清額等護送班禪靈櫬返回扎什倫布寺。班禪入京時，乾隆和王公大臣等曾賞賜贈送大量金銀珠寶等珍貴禮品；班禪圓寂后，又送了數(shù)量不菲的治喪賻儀，總值白銀數(shù)十萬兩，這時也一并運回扎什倫布寺。六世班禪之兄仲巴呼圖克圖，原是扎什倫布寺的管家，他總攬一切，利用職權之便將班禪之財物據(jù)為私有，而以教派不同為借口，拒不分給六世班禪的另一兄弟噶瑪噶舉紅帽系十世活佛沙瑪爾巴。對此，沙瑪爾巴懷恨在心，乃潛往尼泊爾以當時藏尼銀錢糾紛為事端進行挑唆廓爾喀統(tǒng)治者入侵后藏。1791年7月，廓爾喀軍隊趁后藏空虛，大舉入侵后藏焚掠扎什倫布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下旬，清軍擊敗入侵后藏的廓爾喀軍，并深入尼泊爾境內(nèi)，尼泊爾王一再請和，乾隆在指令大將軍福康安允和的同時，即指示在藏大員?？蛋驳然I議善后及改革西藏政制另立章程事宜。在乾隆看來，即使廓爾喀不可能再次入侵，西藏也不容逆轉到前此因內(nèi)部斗爭引來外族干預的那種嚴重局面，積極的預防措施，必須從選認呼畢勒罕時杜絕舞弊入手。?？蛋沧裱≈家猓槍ξ鞑卣浦兴娴谋锥?，會同西藏地方的有關人員，共同議定條例，并先后會奏清朝中央。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諭提出新立章程八條，其中第一條就是設置金瓶掣簽。乾隆五十七年九月，派御前侍衛(wèi)惠倫等將金瓶送往拉薩，惠倫一行在十一月二十日到達。金瓶迎供在大昭寺內(nèi)。同時在北京雍和宮內(nèi)也設置一金瓶，由理藩院掌管，供蒙古地區(qū)活佛轉世專用。當蒙古各部找到大呼圖克圖的轉世靈童后，由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札薩克達喇嘛共同在雍和宮中舉行金瓶掣簽以決定真呼畢勒罕，將確定蒙古呼畢勒罕的權力從西藏轉移于理藩院，防止蒙藏上層以宗教身份進行政治聯(lián)合。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這些條例經(jīng)過清朝中央政府審訂之后，正式頒行，這就是著名的《藏內(nèi)善后章程》二十九條。

從乾隆歸政到嘉慶繼位后十年時間，西藏地方?jīng)]有出現(xiàn)重要的呼圖克圖的呼畢勒罕掣簽問題，人們似乎淡忘了金瓶掣簽制度。嘉慶九年（1804年），八世達賴圓寂，嘉慶十二年（1807年），西藏盛傳尋到一名非常靈異的靈童，才使達賴的呼畢勒罕究竟如何掣定的問題被重新提了出來。西藏地方統(tǒng)治階層，為爭奪權力和保持既得利益，抵制金瓶掣簽，上演了一場陽奉陰違的政治鬧劇。

據(jù)駐藏大臣玉寧、幫辦文弼在嘉慶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奏折里說，這年夏天，據(jù)奉旨代達賴喇嘛管事的濟嚨呼圖克圖面告：自第八世達賴圓寂后，濟嚨屢奉諭旨要他留心查訪呼畢勒罕，已將四年。但他們遵從乾隆皇帝的圣旨，“未敢降護法、跳龍丹，惟有率領眾喇嘛虔心念經(jīng)，以求呼畢勒罕及早出世。又采訪輿論，藏內(nèi)大小人等僉云，第九輩達賴喇嘛應在東方出世”。幾年內(nèi)，陸續(xù)接到后藏、江孜、工布、扎雅、里塘六處報稱各有男孩一名，均具吉兆，可是派人初步查訪，“皆不能說話”故“可不入呼畢勒罕數(shù)內(nèi)”。爾后，又在里塘、西寧、甸麻三處，訪得男孩各一名，其中一名是在德爾格（即今四川德格）甸麻地方訪得的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據(jù)報，這個男孩生下時連叫阿媽三聲，口念六字真言，六個月能扶人行走，八個月即會說話，看到家內(nèi)所供第一輩達賴喇嘛之像，就指之向人說，這是他的前身。有人問他是何人，他自稱阿旺羅布藏嘉木錯，此即第五輩達賴的本名。里塘、西寧、德爾格三處都位于西藏的東方，恰與輿論相符。十一月間，濟嚨呼圖克圖又來面告玉寧、文弼說，他派往里塘、西寧的人陸續(xù)回稟，所報幼孩雖然各有吉兆，尚無虛捏，但都未能說話。據(jù)濟嚨的意見，當時“天氣甚冷，又正值大雪之時，該二幼孩即未能說話，即可不必驗看”，“令其在各該處等候奏過大皇帝，再掣金瓶”，而惟獨差往甸麻的一名布達拉的管門喇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將春科土司之子接到距拉薩僅一天多路的地方。是日，自晨至午，天無片云，突降雪花半日。次晨，東方出現(xiàn)五色虹霓。十二月二十三日，玉寧、文弼會同班禪額爾德尼、濟嚨呼圖克圖、第穆呼圖克圖、埒徵（熱振）呼圖克圖等及噶倫、代本、三大寺眾喇嘛到拉薩東半日路程的貢塘驗看，一時聚集在那里的人眾，“不下數(shù)萬”。這小孩談話舉止非常靈異，居然能夠認出第五輩達賴的遺物。玉寧、文弼接續(xù)寫：“奴才等又指第穆呼圖克圖向伊詢問，識此人否？答云認得，是第穆呼圖克圖。又問，你是何人？答云，是阿旺羅布藏嘉木錯。奴才等問：識我二人否？答云：皆是大皇帝差來的人。彼時，一同觀看之后，無不喜極流淚，環(huán)跪磕頭，奴才等以呼畢勒罕尚在未定，不許磕頭，無奈人數(shù)眾多，又皆實心敬信，不能禁止。......查定例：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出世，將所報幼子之名，寫于簽上，封貯金瓶，班禪額爾德尼率領眾呼圖克圖喇嘛念經(jīng)九日，眼同眾人簽掣。今各處所報幼孩雖有九人，已經(jīng)濟嚨呼圖克圖駁去六人，只余三人?；蚣磳⒋巳酥?，入瓶簽掣，抑或將九人之名，一并入瓶簽掣之處，伏乞皇上圣明睿鑒，訓示遵行，謹奏，請旨?！保ㄖ炫嗾勖褡孱惖?442號卷第4號）

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當時濟嚨呼圖克圖在迎接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一事上起了決定作用，他已經(jīng)繞過駐藏大臣而作出初步選擇。還應該注意到，這里所謂“定例”仍是指乾隆五十七年所創(chuàng)立的金瓶掣簽制度。

這份報告之后還附上班禪額爾德尼、濟嚨呼圖克圖領銜的一份奏折漢譯本，這是極關重要的一份請愿書，文筆極盡曲折委婉之能事。它在敘述第八世達賴喇嘛圓寂，尋訪呼畢勒罕，以及上述靈童的種種靈異吉兆之后說：“現(xiàn)據(jù)各呼圖克圖、三大寺內(nèi)堪布喇嘛、噶布倫、代本、營官、第巴以及闔藏僧俗大小人等，先于布達拉內(nèi)安供高宗純皇帝圣容前磕頭，次向臣僧等環(huán)跪叩稱：從前高宗純皇帝賞賜金奔巴瓶，令掣呼畢勒罕。實在是興揚黃教欲得真正呼畢勒罕之圣心，今丹怎吹忠之子，又會說前輩話，又會念經(jīng)，實在是真呼畢勒罕。求班禪額爾德尼、濟嚨呼圖克圖具奏大皇帝，將丹怎吹忠之子，免掣金瓶，賞作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實在感激不盡等語，臣僧等當即諭以此系高宗純皇帝圣旨，如何敢違？眾人又說，高宗純皇帝當日圣心，不過是要得真呼畢勒罕。如今呼畢勒罕是真的，只求具奏，我們自己到京中求大皇帝恩典去等語。臣僧等因想唐古忒人甚糊涂，今即敬信所訪丹怎吹忠之子，若遵旨掣簽，有高宗純皇帝在天默佑之恩，自不致有差錯，但恐臣僧等修行淺薄，不能上格神天，掣得之人，非其所信，眾人不敬，關系匪輕。是以不揣冒昧，叩懇大皇帝天恩，可否賞準將丹怎吹忠之子作為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實于全藏僧俗，大有裨益。嗣后如遇應出呼畢勒罕之人，訪得幼子，不能說話，不能指出前輩實在憑據(jù)者，仍遵旨由金瓶掣定，如此略為變通，益足廣大皇帝興揚佛教欲得真正呼畢勒罕之恩，而與原奉高宗純皇帝圣旨，亦不致違礙。今因眾人至誠告懇，不敢不奏。......前認八輩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之時，系高宗純皇帝特派前輩章嘉呼圖克圖前來指認，今亦否賞派人來之處，伏候欽定?！保ㄜ姍C處錄副民族類第934號卷第4號）將這份既堅決又委婉的意見書同駐藏大臣奏折合觀，表面上駐藏大臣恪守舊章，請旨將訪得幼孩一律簽掣，而藏僧則奏請略加變通，免予簽掣，實際上是利令智昏的駐藏大臣等官員與僧侶相互串通，利用大眾名義，運用政治手段，向中央施加影響，以求廢止金瓶，恢復由藏僧選定呼畢勒罕的舊例。英明遠遜其父的嘉慶皇帝似乎完全忘記了歷史的教訓和乾隆皇帝為杜絕弊端而設金瓶掣簽的苦心，違背定制，輕率地接受了這荒唐的請求。

嘉慶十三年（1808年）二月十九日上諭云，這個幼孩年甫二歲，即“自知前身系五輩達賴喇嘛，其為呼畢勒罕出世，已無疑義”，“實為吉祥善事，覽奏曷勝欣慰”。又說，在乾隆時頒去金瓶的意義，本是“興崇黃教，恐其中或有假托，用防弊混”。此次既然“大眾無不傾心信奉，并經(jīng)詳加察驗，信而有徵”，“設當我皇考高宗純皇帝時，遇有此奏，亦必即時降旨開恩，無須復行簽掣”，所以特準該幼孩即作為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著班禪額爾德尼等恭詣高宗純皇帝圣容前，虔誠誦經(jīng)，奏聞在天之靈，用答恩貺”，但是，“嗣后自應仍照舊章，不得援此為例”?！巴昵?，嘉慶在承德避暑山莊北山的普陀宗乘之廟瞻禮后，還特作長詩，以紀其事”。這篇紀事就是《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朱批奏折民族類第1442號卷第4號。軍機處錄副民族類第958號；朱批奏折民族類第1443號卷第1號；《清實錄》嘉慶十三年二月乙亥條；御制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碑文；柳升祺、鄧銳齡《清代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簽的經(jīng)過》）

以上是九世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免掣金瓶的經(jīng)過。而令清朝政府始料不及的是：如此靈異的九世達賴喇嘛，尚未成年就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于嘉慶二十年（1815年）示寂，只活了十一歲。如何尋訪、確認新的呼畢勒罕的問題又擺在了清中央政府的面前。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在尋訪十世達賴呼畢勒罕時，以第穆呼圖克圖為代表的西藏上層又欲故計重施，其伎倆與上次如出一轍。然而這一次卻受到嘉慶的嚴厲駁斥，并要求嚴格執(zhí)行金瓶掣簽制度。嘉慶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諭云，高宗純皇帝特設金奔巴瓶，采用緘名掣定之制，睿謀深遠，自當萬世遵行，但前次第九輩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出世時，曾據(jù)玉寧等奏稱種種徵驗，“實系第五輩達賴喇嘛復出無疑”，所以才“俯允所請，免其入瓶掣定”。但第九輩達賴喇嘛乃甫及七八年，旋即圓寂，“如果所稱徵驗，俱屬確實，自應長久住世，宣揚黃教，何以不能永年？可見前此玉寧所奏，多有不實，朕一時輕信，至今猶以為悔?！倍舜卫锾了鶊笥缀⒌撵`異之處，只是出自于當?shù)厣兹说戎?，“若遽聽其言，此與從前指定一人者何異？”再若各地“亦俱援此為例，又將何以應之？！”因玉麟、珂實克不先加駁回，輒代陳奏，實屬錯誤，均著傳旨申飭。里塘所報幼孩可予保留，責令另外加緊尋訪，“總須再得其二，方可將三人之名，一同緘封入瓶，遵照定制，對眾諷經(jīng)。彼時，玉麟、珂實克二人，一人封名，一人掣簽，不令該喇嘛等經(jīng)手，其掣出者方系達賴喇嘛真呼畢勒罕，必能住世久長，為眾信奉?！?/p>

《喇嘛說》御筆手稿原件。

最后諭旨責成玉麟等將此旨明白傳諭第穆呼圖克圖，不許再行瀆請，嚴禁派人來京求情，倘有私自前來者，即著查拿治罪。第穆呼圖克圖所遞奏書、古佛、哈達等一并發(fā)還，等將來掣定呼畢勒罕之時，再準其呈遞。（朱批奏折民族類第1443號卷第1號、第2號）不久，第穆呼圖克圖圓寂。十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掣簽事宜被暫時擱置下來。

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二十九日，駐藏大臣文干、靈海上奏，據(jù)接辦商上事務的噶勒丹錫呼圖薩瑪?shù)诎涂耸玻ǜ晾盏ゅa呼圖，蒙浯，即甘丹寺宗喀巴法座繼承人；薩瑪?shù)诎涂耸?，梵文音譯，意即禪師。）來咨，除前報里塘的靈異幼孩以外，又據(jù)續(xù)報察木多（昌都）所屬地方的幼孩兩名，均有吉祥佳兆，經(jīng)差人復查屬實。但畢竟因為未經(jīng)面試，不足以昭慎重，所以兩位大臣擬照所請，一面奏聞，一面將上述幼孩三名，由其親丁師傅，攜至拉薩，經(jīng)駐藏大臣文干、靈海會同班禪、噶勒丹錫呼圖薩瑪?shù)诎涂耸布案骱魣D克圖、堪布、噶倫等逐加實驗，真有靈異后，再照例寫簽入瓶，如果毫無靈異之處，即毋庸入瓶掣簽，仍令上緊訪查，俟有實在靈異幼孩，數(shù)足三名，再令辦理，奏折附呈三名幼孩生地僧俗送上的靈異清單和切實圖記甘結。同年九月四日辛亥上諭著照所奏辦理。（朱批奏折民族類第1443號卷第3號；《清實錄》道光元年九月辛亥條。）

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十四日，在布達拉宮，由駐藏大臣文干、靈海主持，班禪帶頭誦經(jīng)，駐藏大臣幫辦靈海將名簽貯瓶，駐藏大臣文干拈出，與眾同觀......，掣定了十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這樣，經(jīng)乾隆創(chuàng)立，嘉慶一度違背的金瓶掣簽制度，到道光二年歷時近三十年終于首次實施，為后來掣定十一世達賴喇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世達賴喇嘛（咸豐八年〔1858年〕）樹立了范例。

綜上所述，九世達賴喇嘛被免于金瓶掣簽，完全是由于嘉慶政治上幼稚和輕信，所作出的“不疑何卜遂降敕，季秋諏吉命坐床”的錯誤決定。對此，嘉慶作出了“朕一時輕信，至今猶以為悔”的檢討。而后來修嘉慶實錄的官吏，為維護皇家和嘉慶的“面子”，對凡是詳記此事經(jīng)過的奏折、紀事一律不予采用，非提不可時，也是一筆帶過。就這樣，嘉慶御筆紀事與所有詳細記載、敘述九世達賴喇嘛金瓶掣簽的奏折都被列入秘檔封存。九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免予金瓶掣簽的真象，因“害羞”，而被蒙上神秘的面紗。

事隔一百多年以后，嘉慶的錯誤還被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學者”和分裂分子所利用，混淆視聽，如英人黎吉生在其所著的《西藏簡史》中指出九世達賴正值應當首次執(zhí)行金瓶掣簽之時，卻偏偏沒有執(zhí)行，證明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主權“只是紙面上看來仿佛如此而已”，對于此外幾世達賴喇嘛經(jīng)由金瓶掣定應該如何解釋，他卻只字不提。分裂分子更是利用此大做文章搞分裂活動。而《普陀宗承之廟瞻禮紀事》和大量有關九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免予金瓶掣簽的奏折等歷史文獻資料，有力地粉碎了他們的謊言。九世達賴喇嘛之所以沒有經(jīng)過金瓶掣簽，只不過是因為嘉慶“輕信”饞言，法外施恩，特旨恩準的。事實證明，自金瓶掣簽制度創(chuàng)立和實施后，從九世達賴到十三世達賴再也沒有“率出一族，與世襲爵祿無異”；蒙藏關系一直保持在宗教的范圍之內(nèi)；西藏內(nèi)部也再未發(fā)生大的動亂；基本上達到了乾隆當初創(chuàng)立金瓶掣簽制度所預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