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教育公平問題，始終是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領域之一。然而，無論中國還是外國，無論是在發(fā)達國家還是在發(fā)展中國家，事實上，人們可享有的公共教育資源并非是平等的。在公共教育領域，擴大兒童平等教育權，是一個亟待推進的世界性課題。

其中，因學校差異導致名校所坐落的學區(qū)房價飆升，使得優(yōu)質學校資源更多向富裕家庭傾斜，就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

美國這種教育尷尬就十分典型。美國教育按學區(qū)劃分，學區(qū)的收入和支出最大來源是房地產稅。學區(qū)好，房價水漲船高，稅收隨之增加，教育經費也更充足。反之，經濟狀況差的地區(qū)則會惡性循環(huán)。

在教育體系兼具東西方特色的新加坡，學區(qū)房價格也是“貴”字當頭。尤其在名校集中的武吉知馬區(qū)域，這里的高檔住宅一般家庭根本無法企及。

名校的“朋友圈”也帶來某種程度上的教育權不平等。在很多西方學校，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就讀學生的兄弟姐妹或校友子女往往能夠優(yōu)先入學。

其實，就近入學的初衷是提供平等教育資源。但是，因為地域、城鄉(xiāng)、性別乃至種族的不平等，教育資源的配置存在差異。不同學校、不同家庭背景和身體健康狀況的兒童也往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這時的教育公平不能再是簡單平均分配，而是適當分配資源，尤其要偏向弱勢群體。

在公共教育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方面，一些國家的做法值得參考。韓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推行“教育平準化”政策，即廢除名校，統(tǒng)一教科書，統(tǒng)一公立中小學教師工資，中小學生就近入學。日本則在教育撥款方面一視同仁，學校教師定期流動，努力保障無論繁華都市還是山區(qū)，都能享有相同的資金、師資和管理。巴西從2003年推出“家庭補助金計劃”，定期向貧困家庭支付現(xiàn)金，保障貧困生接受免費教育權利。2012年8月，巴西總統(tǒng)羅塞夫批準“社會與種族配額法”，規(guī)定巴西公立大專院校須將其一半招生名額，專門用于招收貧困家庭學生。

今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兩會上說，“特別要注重起點公平，也就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

把優(yōu)質的公共教育資源播散到更多的偏遠地區(qū)，逐步消除教育鴻溝，給每個人不需要拼爹或者拼房的受教育機會，給孩子們一個公平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