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針對一件熱點案件，清華大學法學院證據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在微博上稱，“強奸陪酒女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要小”，激起了激烈的討論（7月17日《北京晚報》）。昨晚，易延友已為自己的不當言論向各方致歉。

強奸陪酒女危害性小，無論從邏輯上，還是法律上都站不住腳。目前，當事者承認言論欠妥，并通過微博發(fā)出致歉聲明。然而，由此引出的另一層面的思考并不能就此打住。

這就是我們在觀念上，還一定程度存在職業(yè)、身份、政治立場等方面的歧視，我們判斷一個人，一定程度上還失之于簡單化、片面化。由于這種歧視和偏見，我們可能會忽略一些人的人格尊嚴、基本權利，制造出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緊張和對立。

例如提到“陪酒女”，人們很容易聯(lián)想到某些特定職業(yè)，并延伸出對其作風、品格等方面的判斷。在此基礎上，一種不自覺的行為推斷隨之產生。如果將推斷結論投射到法律認定上，顯然有悖司法正義?？砂ā拔：π孕　币徽f在內，又無不是把風化問題、道德問題與個人權利問題混作一團的結果。

進一步來說，對于某個群體、某一事件、某種情形，我們很容易一股腦地套用既有認知，往往就事論事、理性分析還來不及登場，諸如法律問題道德化、道德問題法律化、權利問題政治化……這類張冠李戴式的結論既已作出。

這樣的歧視并不少。面對一個受過刑事處罰的人，戴上有色眼鏡，保持距離時刻戒備，一旦出什么問題，首先想到身邊的他們。某位官員涉嫌貪瀆犯罪，剛進入司法程序未經審判，一場民間“公民判決”早就拉開帷幕，不論情節(jié)、罔聞事由，罪該萬死、罪無可赦之說辭不絕于耳。據以唐慧是個“有缺陷的母親”，判斷其抗爭的合理合法性。這些是用社會觀念替代法律判定。

不光是法律問題，事實上，觀念的混亂還直接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影響到人的社會交往和社會權利獲得。比如現在的左右之爭，似乎人除了政治性，就沒有其他屬性，只因為立場上有分歧，就連好好說話的雅量也沒有了，動輒口誅筆伐謾罵互損，更有甚者拳腳相向大打出手。又比如仇富仇官、媚富媚權等情緒，把人與特定身份、職務以及相應情形固定在一起，自覺不自覺地彼此區(qū)隔甚至形成對立。甚而在家庭教育上，也有優(yōu)越感的問題，不愿意孩子跟家庭地位不同、家庭收入狀況不同的伙伴交往。

這樣的觀念，其邏輯后果就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社會不公、社會敵視、社會排斥，極端情況下，還會走向人與人之間的彼此踐踏，彼此消滅。這些無論中外歷史中，都有深刻教訓。就在不久的過去，我們按出身、階級簡單區(qū)分社會群體，并將其擴大化，造成了很大悲劇。后來“出身論”的松綁，認定曾經犯下的錯誤，被視為普遍意義的社會進步。然而今天，這些歧視現象似乎仍提醒我們，扭轉觀念還需時日。

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從自然人的觀點出發(fā)來理解人的尊嚴、權利，我們都首先是一個人，然后才有膚色、職業(yè)、立場、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區(qū)別，人與人之間，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區(qū)別，但更有人性的共同，在這里有區(qū)別，在那里就有交集。本質上，我們都是命運共同體，化解歧視，求同存異，才能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寬容，相互妥協(xié)，才能有共同體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