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聯防隊員打砸民宅強奸女子事件，正在激起圍觀者的憤怒：10月23日晚，深圳寶安區(qū)西鄉(xiāng)街道聯防隊員楊喜利手持鋼管、警棍闖進一間小店，一通亂砸后，對二十多歲的老板娘進行長達一個小時的毒打和強奸。而其丈夫楊武(化名)則躲在幾米外，不敢做聲，一個小時后才悄悄報警。

當重新審視這起悲劇，就會發(fā)現它在挑戰(zhàn)公眾對于生活的底線想象：在現代秩序社會里，明火執(zhí)仗、私闖民宅、強奸施暴，大行其道。而最具悲劇色彩的是：本該守望相助的丈夫，在妻子遭遇到最不能容忍的羞辱時，竟成了沉默無助的羔羊。

然而，那些不能被表達的“守望相助”，就真的只是楊武一個人的罪與罰嗎？或許這里更有一個生活于底層的外地人的“固化性無奈”：楊武來自安徽阜陽，開一家修理電器的小店，每月收入1000多元。這樣困窘的生活底色，注定他“無錢醫(yī)治受傷的妻子”，也注定他要做一個“懦弱的人”：不僅日子過得緊巴，也需要“能忍則忍”。

正因如此，較之這起“眾目睽睽”下的強奸案，真正應審問的是暴戾發(fā)生的“無所忌憚”，關注點更應指向“聯防隊員”的身份標簽：身負著維持當地街道居民安全之責的聯防隊員“楊喜利們”，為何一直以來都是“脾氣暴躁，經常打人砸車，沒人敢管”？為何楊武經常被他們所打，小店東西經常被砸？與其說強奸是一個丈夫懦弱導致的悲劇，不如說它是僭越的聯防隊員權力結出的惡果。

城市治安聯防隊伍的出現可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在特定背景下，它確實發(fā)揮過積極作用。可伴隨著當下城市管理法制化趨勢，聯防隊伍越來越呈現出其本身的缺陷：一方面，他們“妾身未明”，群眾色彩濃厚，卻又擁有著無約束的執(zhí)法權；另一方面，一些管理機構依然習慣這樣“執(zhí)法隊伍”的存在，并未去思考他們的權力如何被“關在籠子里”？

超越法律意義的存在，行政權力的習慣性無視，城市治安聯防隊伍不正常、僭越的生存狀態(tài)，自然就催生了其隊員種種不合理的執(zhí)法舉動或曰常態(tài)：準入門檻低、好勇斗狠，利益尋租……我無意去鋪陳當下城市治安聯防隊伍呈現出的弊端，不過顯然的是，一起強奸案已以血色反證出其極差的公共形象，也驗證了不加約束的權力稍加縱容便會衍生出何等可怕的后果。

“他們中的一個人死去，就是我們所有的人死去”，同樣，他們中的一個人受辱，也就是我們所有人蒙羞——所有的人，都必須生活在可被保障的安全中，這也是溫情脈脈的夫妻間“相互守助”不被吞噬的理由——我們必須繼續(xù)追問：法治如何得到遵守？失范的權力如何得到約束？安全的意義如何被管理安全者合理地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