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魏清安案在內，我對此類荒唐得令人瞠目結舌的冤假錯案始終有一個不解之處：破案的警察是真的無知，確信案件鐵證如山；抑或明知冤枉，但出于破案的功利主義心態(tài)，而將錯就錯？倘若刑事警察無知到這種程度，那么，陷無辜者于冤獄豈不是隨時可能發(fā)生的事情？而如果是后者，其危險更是無法想象，簡直讓人夜不能寐。顯然，這兩種假設的后果都是極其可怕的，即便心里無懸事，也怕鬼敲門！
我們有理由相信，警察應當比一般老百姓具備更高的法律素養(yǎng)，同時，在破案的時候，還有法醫(yī)等刑偵技術人員支持，認為他們“稍微有一點法律和生物學常識”是完全合理的。但在魏清安案件中——當然還有杜培武、佘祥林、趙作海等苦主——正是常識性的無知導致了駭人聽聞的冤殺，在真兇落網、專案組復查此案時，面對已經被證實的冤案，警方還有人狡辯說，血型鑒定是魏清安的，這個怎么解釋？真是無知者無畏！直到對真兇驗血，發(fā)現(xiàn)其血型也是O型時，警方終于在魏清安用生命演示的這堂生物學常識課中，明白了一個淺顯的道理：具有某種血型的人太多。理論上，用血型鑒定來作為定案的唯一證據，發(fā)生錯誤的可能性就像血型相同的概率一樣高。
有一次，我為了一件小事到轄區(qū)派出所報案，接警的一個年輕警察用了個把小時，翻來覆去寫了未滿一頁紙的筆錄，我接過來一看，語句不通，錯別字連篇，而且與我的陳述大相徑庭。我早已忍無可忍，指著他怒不可遏地說：“你連筆錄都寫不好，還能指望你們給我破案嗎！”扔下筆錄，拂袖而去！
后來看到當地報紙發(fā)布的招錄公務員通告，其中人數最多的就是警察。在學歷要求上，其他公務員必須在大專以上，而警察只需要高中即可。我恍然大悟：為什么那個警察寫不好筆錄？為什么將魏清安送上刑場的刑警會出現(xiàn)常識性無知？是因為我們對他們的要求本身就不高。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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