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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紅頭文件來推慈善，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有點熱衷。比如，去年8月，河南滎陽就發(fā)紅頭文件，在全市設立1000多個慈善組織，推舉出5000多個慈善大使，意欲打造“慈善城市”。

如果說滎陽此舉還只是政府在試圖加速推進慈善事業(yè)，只是政府直接搞慈善的“擦邊球”，那么山西呂梁以紅頭文件形式勸煤老板捐資濟貧(《中國青年報》1月8日報道)，則是政府走上前臺搞起慈善活動。而且這比一般慈善機構來得更直接，不是直接募捐，而是直接發(fā)文勸富濟貧。

我們毫不懷疑當地政府此舉的誠意，也能夠深切體會到，當地政府面對暴富煤老板與炕頭冰涼農民之間差距的現實憂慮，以及“尋求破局”的用心。同時，我國慈善事業(yè)的不發(fā)達，以及一些先富者為富不仁、冷落慈善的現實，也令人感嘆唏噓，盼望局面能有較大改觀。但這并不表明，當地政府就做得對，這樣的事情就值得提倡，我們就應該容忍和贊成由政府來搞慈善。

慈善工作、慈善活動、慈善行為等等，主要是慈善機構的事，也可以是一些組織、企業(yè)、個人的事，但偏偏不是政府的職能所在。這不是說政府與慈善事業(yè)無關，而是說，政府必須清楚自身的職能邊界。政府對慈善事業(yè)，可以鼓勵，可以支持，可以倡導，乃至建構一些有利于慈善的制度，比如規(guī)定捐贈免稅、遺產巨額征稅，幫助慈善機構解決一些開展慈善活動的實際難題等等。但不可以去越位干慈善機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