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湖南株洲市中心廣場一中年婦女攜帶兩小孩和年愈七旬的老母親，頸掛“賣兒救夫”招牌，向社會求援，引起強烈關注。7月25日，湖南株洲縣建設局就此事件發(fā)出說明稱，這名中年婦女丈夫周拾民去年10月在刷寫“小廣告”時被巡防隊員抓獲，后從執(zhí)法車上強行跳出導致嚴重摔傷，縣建設局已花費40多萬對其進行救治，而家屬提出巨額賠償要求未被滿足就組織人員上訪，并多次在互聯(lián)網(wǎng)和其他媒體上發(fā)布虛假消息。
公眾對此解釋基本上都持有和周拾民家人一樣的質疑態(tài)度：周是一個正常人，不會不知道跳車的危險，何況貼小廣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即便是跳車也可能是被迫的。而株洲縣建設局的自說自話，很難自證清白。
這幾乎已成為此類事件的慣常情形：一方面，每當事件發(fā)生時，公眾渴望得到權威的信息發(fā)布，以探求事件真相，并尋跡問責；另一方面，每每權威信息發(fā)布后，又屢屢被當作笑談。這似乎很是讓信息發(fā)布方為難———不說也不是，說了又幾乎沒人相信。
權威信息的發(fā)布落入不說是錯，說了也錯的尷尬境地，是逐漸形成的。以近期幾起公共事件為例：從甕安的“俯臥撐”、晉寧的“躲貓貓”，到杭州的“七十碼”，上海的“壓力差”，包括最近的“杞人憂鈷”，這些流行語，都能使公眾看到，在背景各不相同的事件中，權威信息發(fā)布者的公信力，在一次次的“試錯”中，慢慢流失。公眾“懷疑一切”的情緒，也就這樣慢慢被堆集起來。
從河南的“王帥案”到內蒙的“吳保全案”，以及剛剛昭雪的山東“段磊案”，動輒被扣上“誹謗罪”帽子，表明公眾的表達一樣也不順暢。這樣，詭異的場景形成了：公眾不認同權威信息的說法，而公眾的說法同樣被否認；權威信息發(fā)布者和草根信息發(fā)布者，他們之間根本沒有互信。于是，“賣兒救夫”，被認為是一種要挾式的表演；而株洲縣建設局的解釋，則被認為是在努力撇清自己在周拾民摔成植物人事件中的責任，從而避免被問責。
這種沒有互信的社會是脆弱的。從株洲縣建設局的回應里，已經(jīng)有周家人“多次雇人圍攻縣委、縣政府，沖擊市政府大樓”這樣的描述，用剛發(fā)生不久的石首事件進行對比，我們不難看出這又有群體性事件爆發(fā)前的影子，而這種雙方的不互信，何嘗不是這類事件愈演愈烈的導火索呢？不妨設想一下，中國的底層民眾，素有堅忍的性格，所謂屈死不告官這句俗語就是最好的寫照。如果不是權利空間過于逼仄，像這種“捅婁子”的決絕做法，稍稍有路可走的人，是不會選擇的。
正是類似于株洲縣建設局這樣的恃權自保，被其執(zhí)掌的公信力就顢頇地傷害了對底層公眾來說雖微小卻重要的權利。而監(jiān)督力量的缺失，使得如果公眾稍有微辭，更大的組織性傷害便接踵而至。如果這種傷害屢屢被制造出來，非理性的訴求表達方式也就成為受傷害者唯一的選擇，久而久之，雙方的互信，必然會降至冰點。
根據(jù)《小康》雜志2007年8月發(fā)布的《2006~2007中國信用小康指數(shù)》報告，2006~2007年我國政府公信力指數(shù)為60.6分，超過70%的受訪者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隱瞞真實情況，報喜不報憂”的現(xiàn)象。在這樣的境況下，恐怕沒有時間再讓我們對互信的流失等閑視之了。那么，如何重建公信力，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互信，或許應該進入決策者們的視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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